長沙湘水校經堂

湘水校經堂最初是創(chuàng)辦于岳麓書院內的一所等同于今天大學研究生院的高等級書院，現存建筑位于岳麓書院講堂左側。原名成德堂，亦為書院講堂，始建于明嘉靖六年（1527）。后經清代重修，0存放祭器。清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巡撫吳榮光創(chuàng)辦湘水校經堂，設于今船山祠處，并親題門額。光緒五年（1879）獨立成院落。

鴉片戰(zhàn)爭前，全國書院都是以八股時文為主要教學內容，以適應科舉考試的需要。岳麓書院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科舉制度的附庸。1831年，崇尚樸學的原湖南布政使吳榮光升任湖南巡撫。吳榮光是清中期著名漢學家、乾嘉學派后起者阮元的弟子。阮元曾獨創(chuàng)中國專課經史訓詁的詁經精舍和學海堂。這兩所學校代表了清代書院發(fā)展中的一個重大轉變，即以漢學取代理學，以實學取代制藝。吳榮光主政后，很不滿意當時書院專課八股的習氣，乃仿效老師的作法，創(chuàng)辦湘水校經堂于岳麓書院齋西的隙地。校經堂專課經史，以經義、治事、詞章分科試士，然后擇其優(yōu)者，賜食贈金，召至撫署以供使用。剛開始時，校經堂并無同定生額，而是岳麓書院的一些生徒在本院課試制藝時文之余，在此兼習漢學。吳榮光對校經堂非常重視，曾親書“湘水校經堂”題額，并籌給經費，酌定章程，還經常渡江到堂講課。校經堂作為湖南最早的專習漢學的機構，對湖南學術風尚的轉變起了較大的作用。后來擔任湖南巡撫的李明墀在評價校經堂的創(chuàng)辦時說：“其時多士景從。咸知講求實學，人才輩出，稱為極盛。”

咸豐二年（1852），太平軍攻打長沙，岳麓書院受到戰(zhàn)火毀壞，校經堂的課業(yè)也陷入停頓。咸豐末年，任湖南巡撫的毛鴻賓曾籌集經費，恢復校經堂，并“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課”。到光緒初年，湖南學政朱然重新恢復了湘水校經堂，他把重新恢復的校經堂從岳麓書院分離出來，改設在天心閣側原城南書院舊址，并正式招收了20名生徒。這樣，湘水校經堂成為了一所專門治經的獨立書院。這時，漢學也開始分化，古文經學逐漸衰微，而主張經世致用的今文經學開始復興。朱然重新規(guī)劃湘水校經堂后，其學術風尚開始發(fā)生變化，朝著經世致用方向發(fā)展。當時郭嵩燾為之撰寫《重建湘水校經堂》，主張通經致用，將治經與“因革損益”、“治亂興衰”、“人事之變”甚至“起居日常之用”、“進退揖讓之禮”結合起來。

朱然聘請了著名經學大師成孺主持校經堂。成孺在校經堂設立“博文”和“約禮”兩齋，規(guī)定生徒要“遍讀經世之書，以研究乎農桑、錢谷、倉儲、漕運、鹽課、榷酤、水利、屯墾、兵法、與政之屬，以征諸實用”。這些教學內容的改革對湖南學術和教育的影響很大。一時之間，“湘中士大夫爭自興于學”。以后郭嵩燾在長沙創(chuàng)辦思賢講舍，王闿運在衡陽主講船山書院，沅州知府朱其懿創(chuàng)立沅水校經書院，其課試內容，均仿效湘水校經堂。正如郭嵩燾所言：“湖南校經堂課實開偏隅風氣之先�！�

校經堂僅有學額20名，且城南舊址狹窄，不能適應發(fā)展的需要。于是，1890年，當時的湖南學政張亨嘉與巡撫張煦商議，決定在長沙湘春門外另建新舍，并將湘水校經堂改名為校經書院。張亨嘉向鹽商募捐以解決書院經費，又新增加學額20名。校經書院分經義、治事兩齋，專課“全省通曉經史，熟悉掌故之士”。

“務期多士沉潛向學，博達古今，養(yǎng)成有體用之士，以備他日吏干軍咨之選”。校經書院通經致用的辦學方針，在維新運動中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1894年，江標任湖南學政。他厭惡八股文，對校經書院的學風非常贊賞，并對校經書院進行了進一步的改革。他在校經書院內建造書樓，購置了大量有關“時務”方面的書籍，購買了天文、物理、化學方面的儀器；同時，他還以學以致用的史、算、輿地、交涉、掌故、商務6科課士，使生徒開始初步接觸一些自然科學知識。在《校經書院章程》中規(guī)定：“算學務求淺近實用之法，輿地須知測量繪圖之法，方言專習英文�！迸c此相適應，江標在校經書院設立了，算學、輿地、方言3個學會，鼓勵生徒學習和研究西學。1897年4月，江標又創(chuàng)辦了《湘學報》，該報就設在校經書院。這份報根據校經書院所開六科也包括6個方面的內容，向人們介紹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情況。這樣，經過江標整頓的校經書院成為了集學堂、學會和報館三位一體的維新運動活動陣地。后來，贊同維新變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曾稱贊江標對校經書院的改革整頓：“前學憲江于校經堂創(chuàng)開學會，為士子群聚講習，以期開拓心胸，研求實學，造成遠大之器用�！�

從岳麓書院的湘水校經堂到獨立的校經書院，歷時60多年。在這段時間里，它的發(fā)展變化對中國教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湘水校經堂在中國教育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見證了整個晚清教育的走向。中國的書院自創(chuàng)辦以來，一直與理學和科舉糾纏在一起。一方面，知識分子的夸張、呻吟、神秘使清晰明朗的學理和文化經驗中的人倫溫情陷入誤區(qū)；另一方面自由講學的傳統(tǒng)被八股時文所取代，教育無法遏止社會功利的侵染，師儒所教不出“時文試帖”，自身迷人的風采徹底喪失。湘水校經堂改變了傳統(tǒng)的埋頭于故紙堆的學風，促進了今文經學的復興，推動了湖南學術的發(fā)展和繁榮；同時，在客觀上為湖南維新運動的興起創(chuàng)造了條件；維新運動興起后，它又很快成為維新思想的宣傳基地；特別是它的演變以及教學內容和改革，反映了傳統(tǒng)教育的危機和教育改革的必然趨勢，客觀上為書院制度的改革以及新的教育體制的建立創(chuàng)造了條件。

光緒二十九年（1903），湖南巡撫趙爾巽將孝廉書院并入校經書院，改為校士館，把未能進入師范的學生選入校士館就讀。這樣，校經書院最后完成了由書院向新式學堂的演變。

湘水校經堂給那個時代帶去的錐心刺骨的疼痛，無疑是驚心動魄的。不推開它的大門，不會了解它血氣沸騰的內心，當然，現在一切都已經冷卻了，如同一個靜物，裸露在時間的深處，只有永恒的平和的油彩勾勒著它。平和，是它能活著的原由，也是它走向永恒的唯一形態(tài)。